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

[转贴]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难得好文,强力推荐)

[转贴]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难得好文,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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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
    前言   
  《二十一世纪》决定在今年刊出戊戌百年”的专号,邀我参与盛举,义不容辞; 但因迫于时限写不出研究性的史学论文,只能从一个普通读史者的角度对戊戌维新这件大 事进行一些零星的反思。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不幸以悲剧收 场。今天中国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体制改革的始点,面对的困难则远比一百年前复杂而深刻。这真是历史的恶作剧。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我们今天重温百年前戊戌的往史,无论怎样力求客观,终不能完全不受当前经验的暗 示。事实上,读史者以亲身经历与历史上相近的事变互相印证,往往可以对史事引发更深 一层的认识,这已是史学上公认的常识。下面所论间有以今释昔之处,即取义于此,既非 附会,更无所谓影射。读者幸勿误会。又本文的重点在重新理解戊戌维新最后失败的一幕,并非对变法运动作全面的评论,所以题目中特标“政变”两字。这也是应该事先说明的。

  戊戌维新百年来不断激动着读史者的遐想。辛亥革命以后,不满意中国乱象的人 常常发出一种慨叹:如果戊戌维新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地成功了,中国也许早就顺利进入 了现代化的建设历程。这种感慨是很自然的,但也隐含着一个历史判断,即认为戊戌维新 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最近二十年来,由于“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退潮,渐进的“改革” 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我所知的史学界的情况言,1989年西方史学家纪念法国大革 命二百周年,其基调与百年纪念时(1889)的热情赞扬已截然不同。法国革命所追求的理 想如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虽然仍值得肯定,但革命暴力则受到严重的质疑。沙码(Simon Schama)著《公民:法国革命编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更强调革命以前的法国贵族及官僚中的改革家对于法国的现代化有重 要的贡献。“改革”与“革命”不是互不兼容,而是延续不断的一系列的体制变动。革命 中的暴力恐怖只有毁灭秩序的负面作用,决不应再受到我们的继续歌颂。不用说,史学家 之所以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主要也是因为受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历史经验的启示。   

  中国自然也参与了这一新的思潮,于是80年代以后“改革”的正面涵义又重新被 发现了。在学术思想界,戊戌维新的评价因此也发生了变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录— —《告别革命》——在这一方面是有典型意义的,无论各方面评论家对它作出怎样的解释。他们显然惋惜戊戌维新没有成功,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我不想在这里涉及“革命”与“改革”之间的争议,本文的主旨仅在于对戊戌维 新为什么失败这一点有所说明。但这并不是一篇有系统的论文,而是就若干关键性的问题 提出片断的观察,因此各节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照一般历史分期,戊戌变法似乎自成一独立的阶段,其前是同治以来的自强运动(或称之为洋务运动),其后则是辛亥革命。我现在对这一分期发生了疑问。如果把变法 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而且除了无权的皇帝颁布了一些主张变法的诏书以外,毫无实际成就可言。这不可能 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若以甲午战败后康有为创办强学会(1895)等一系列的活 动来概括戊戌变法,则戊戌变法事实上只是同、光“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 局的紧迫而突然尖锐化了。正因如此,康有为变法的号召才能立刻获得朝廷和地方大吏的 热烈反响。不但北京的光绪帝与翁同飨、徐致靖等在中日和议后(1895)立即筹划大规模 的变法,外省如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都热心赞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和办报的活动。其中陈宝箴且在1895年任湖南巡抚后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 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 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 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历验世务”云云,即指同光以来的种种“自强”措施,如立学堂讲西学、办实业、设工商局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变法最后都不可避免地逼出了体制方面的改革要求。换句说话,同光以来地方性的、局部的和技术性的长期改革在甲午战败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危机,即如果没有涉及基本体制的全面改革,则自强运动已陷于停滞不进的困境。康有为适在此时提出“统筹全局”的变法,自然受到自强派领袖人物的普遍支持。甚至李鸿章在政变后也表示:康有为关于全面变法的主张正是他自己数十年来想做而未能做到的。所以陈寅恪指出戊戌变法中有“历验世务”的一源是极其重要的,使我们认识到戊戌变法并不是完全出于康有为一派的提倡,而同时也是自强运动本身的必然发展。这样看来,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历史作用并不因此而有所减低,他们“画龙点睛”的功绩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让我借用现代的经验来进一步阐明戊戌变法的历史曲折。

第一、

         戊戌变法毫无疑问是针对中国传统体制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要求。其中如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已完全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上面已指出,这一全面体制改革的要求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从以前自强运动中的局部变法一步步逼出来的。这一点严复早在1896年2月与梁启超讨论变法问题时便已点破,即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可见基本体制的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经发动,便如危崖转石,非达于平地不止。最近二十年中国又在经历着另一场牵动着全部体制的基本改革,其最后归趋如何,今天还未到明朗化的阶段。可以说的是:这次改革的要求也起于严重的危机,不过与戊戌时代不同,危机的根源不在外来的侵略,而出于内在体制的恶化。不但如此,这次改革也是从地方的局部“变法”开始的。最初是农村经济的改革,继之则有城市经济改革的发动;在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之后,改革的浪潮已冲击到政治和法律的领域。这样一波接着一波,终于激成了80年代末期的全国大动荡。这一历程和晚清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的发展,先后如出一辙。

第二,

        80年代中期,政潮激化中也出现了两股来源不同的改革力量:一股是党政内部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各级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大致很像清末“历验世务欲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的自强派。从实际经验中,他们似乎已深切认识到,无论是新科技的引进或局部的制度调整最后都不免要触动现有体制的基础。不过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仍然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尽管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幅度也许会导致现有体制的解构。
         另一股力量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许多刚刚引进的西方观念和价值,因此像康有为一样,以激昂的姿态提出“全变”、“速变”的要求。但是他们的基调也仍然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因此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和平请愿”、甚至“下跪上书”,这就和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之间更难划清界线了。   

  这两派也和戊戌变法的自强派和立宪派一样,在危机最深刻的关头,曾一度有合流的倾向。但二者之间也始终存在着紧张。其共同的悲剧结局尤其与戊戌政变相似,或死、或囚、或走,总之是风流云散,而所谓体制改革也从此陷入僵局。   

  具体的历史事件决不可能重复上演。但是在某些客观条件大体相近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演变确有异代同型的可能。过去史学界一度曾流行过“朝代循环”说。其实,中国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朝代循环”,不过在传统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异代同型则往往有之。现代“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结局之所以能照明百年前的戊戌往史,正是因为这两次改革运动之间的具体事象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以整体结构而言则相同之处终是无法掩饰的。关于这一点,80年代末改革运动的参与者便已隐约地有所察觉。下面再略举一二端以发其覆。

三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并不排满的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姑举1901年孙宝薇读魏源〈进呈元史新编序〉的按语为例。魏〈序〉说元朝之盛超过汉、唐,既无昏暴之君,又无宦官之祸,仅仅因为最后一朝“内北国而疏中国,内北人而外汉人、南人”便 “渔烂河溃而不可救”。孙宝薇的案语说:
  本朝鉴元人之弊,满汉并重,不稍偏视;故洪杨之乱,犹恃汉人为之荡平。迨戊戌以后,渐渐向用满人,摈抑汉人,乃不旋踵祸起辇谷,宗社几至为墟,噫!

  孙氏偏袒清王朝,故“满汉并重,不稍偏视”的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戊戌以后清廷已公开采取了“向用满人,摈抑汉人”的政策,终于招来了八国联军的大祸。
  这里必须从现代观点重新理解一下清王朝的统治结构。用传统的语言说,清王朝是所谓“异族统治”,日本史学界则称之为“征服王朝”。这种描写大体上是合乎事实的,但今天的读者则未必能一见即知其特征所在,尤其是与汉族王朝在结构上的区别。以中国大陆的流行语言表达之,我想应该称之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若转换为汤因比( Arnold J. Toynbee)的名词,则可以说是“外在普罗(external proletariats)的专政”。(按:汤氏的“proletariat”用法与马克思不同,取义较广。)这不只是名词之争, 而涉及胡汉王朝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这个中国史上的中心大问题,这里自然不能详作讨论,姑且以明、清两朝为例稍稍说明我的意思。明朝的天下属于朱家,但朱家皇帝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统治集团作后援。朱元璋诛尽功臣,登基后只有广封诸子以为屏藩。但仅仅皇帝一个家庭不能构成统治集团,其理甚明。(依传统的说法,这是“家天下”。)后来的皇帝鉴于永乐篡位,对宗藩防范甚严,只好依赖宦官作爪牙,即黄宗羲所谓“宫奴” 。因此明代晚期形成“宫奴”与外廷士大夫对抗的局面。与此相对照,清朝的天下不但是满族共同打下来的,而且一直靠满族为皇权的后盾以统治天下,所以整个满族确实构成了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这应该称之为“族天下”。)不但如此,这个集团又是有严密的组织的,此即是八旗制度。这一制度虽从最初八固山共治演变为皇太极的“南面独坐”,并在雍正以后完全为皇帝所控制,但八旗制为满清一代的权力提供了结构上的根据则始终未变。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军政大权大体都在满人的手中。康、雍、乾诸帝也一再告诫满人必须保持原有的尚武精神,勤习骑射,不能效法汉人文士的诗酒风流。在满洲皇帝眼中, 满人汉化对于政权的危害性决不在今天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之下。(这是“族天下”与“党天下”的共同隐忧。)
  前引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请慈禧禁止光绪帝变法,是一个极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满洲大臣自然是以前八旗首领的后代,内务府则是由皇帝亲自率领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人员组成的。内务府大臣派满洲将军驻防各省,有权干预地方政治。清代之所以没有宦官之祸正是因为明代宦官的许多职务都由内务府的人员取代了(最著名的如江宁、杭州、苏州三地的“织造”)。外在普罗的“一族专政”为清王朝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统治集团和统治结构,皇帝自然不必再名不正、言不顺地使用“宫奴”了。

  光绪帝当然知道清王朝的权源在满族,所以也曾下诏书改善“八旗生计”。这是一种安抚的策略,然而已远水救不了近火。总而言之,戊戌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族专政”,这是慈禧和满洲亲贵及大臣等所绝对无法容忍的。仅此一点已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戊戌变法之必然失败也可以从权力分配和个人作用等方面得到更进一层的理解。但这里只能极其简略地谈一谈当时两个主角——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治改革必须从权力中心发动,其途径是由上而下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之,则是所谓“革命”。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便是一种由上而下的改革,所以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光绪帝的身上。这也是他们最初能得到自强派领袖如陈宝箴、刘坤一、甚至张之洞等人的支持的主要原因。“戊戌六君子”中杨锐与刘光第两人便是陈宝箴推荐的。这种变法的方式在儒家的政治传统中叫做“得君行道”,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的王安石。但“得君行道”的理想事实上在王安石以后已趋于幻灭。明儒自王阳明以下大致已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而改变方向,以讲学和其它方式开拓社会空间。他们说教的对象不再是朝廷,而是民间。在明代君主专制的高压时代,“得君行道”不仅已不可能,而且还会招杀身之祸。明末东林党人忍耐不住,挺身而出,其结局便是黄宗羲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清代“一族专政”,对于汉族士大夫更发展出双重的猜忌,故章炳麟有“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论断。康有为等在甲午战败、外患严重之际,以为有可乘之机,因此发生了变法运动。但他们似乎对“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缺乏深刻的认识,终于重演了“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悲剧。
  当时“一族专政”下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光绪虽是亲政的皇帝(自光绪十五年起,即1891),但却毫无实权,事无大小几乎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另一方面,慈禧虽已撤帘归政,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名义,但王朝的全部权力系统却仍然紧紧地握在她的手中。清代政治权力的泉源在满人的一族专政,慈禧则从1861年起便夺到了满族的领导权。咸丰帝死时,她才25岁,但已在丈夫卧病期间学到了处理政务的本领。她以母后的身分,联合了恭亲王奕忻,居然能在咸丰死后两个月翦除了族内最大的政敌肃顺,她的政治手腕已可想而知。紧接着她又在清朝史上开创了于祖制无据的“垂帘听政”,这样一来,她便取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正式地位。后世读史者因为对慈禧十分厌恶,往往忽略了她的政治能力。王垲运曾依肃顺门下,颇得信任,可以说是慈禧的反对派。但他在民国初年写《祺祥故事》时也承认“恭王、孝钦,皆有过人之敏知”。这当然是根据他当年亲见慈禧和奕忻夺权成功的一幕而得到的判断。
  但慈禧之所以能夺权成功,也不能全归之于个人才能。八旗制度的演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自皇太极至雍正,八旗制度已逐步收入皇帝一人之手。上三旗固不必说,下五旗也没有与朝廷对抗的力量。而且旗主对旗下人员的控制力更是一天天地减弱。最重要的是雍正利用儒家的名教纲常驾驭满人,极为成功:所以终有清一代,严守礼法的是满人而不是汉人。慈禧以母后之尊,又垂帘听政,族权与政权都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一点与戊戌政变有重大的关系,不可不知。

   慈禧不仅后来对光绪控制自如,早期对亲生子同治也同样以“家法”处之。王国维〈颐和园词〉有云:

   嗣皇上寿称臣子,本朝家法严无比。问膳曾无赐坐时,从□罕讲家人礼。

   关于这四句诗,边敷文曾注释如下:
      按:嗣皇指穆宗。皇帝对太后自称臣子。太后御膳,皇帝皇后等侍立于侧,不赐坐。撤膳,则命帝后等立而食之。即在宫内□幸时,亦常如此。此清代家法,古所无也。
  试想在这样的“母后”的严威之下,少年皇帝尚有何自由意志可说?这种从古未有的清代“家法”,其实便是“一族专政”的“族纪”,是与外在普罗的统治体制相配合的。
  慈禧在戊戌旧历八月发动政变,如纯从政治名分言,是毫无凭借的。但她的根据是满清的“家法”,也就是“族纪”。所以她随时可以“垂帘听政”。梁启超说:
  光绪十六年下归政之诏,布告天下。然皇上虽有亲栽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按:归政在十五年二月,梁氏误记。)
  撤帘后仍然继续执政,视在位皇帝如无物,这也是根据“家法”,没有人指责这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也不是从慈禧开始的。嘉庆元年(1796)朝鲜使臣李秉模答朝鲜国王关于清朝“新皇帝”(嘉庆)之问云:
 (新皇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目。侍坐太上皇(按:乾隆), 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
  他又报告在圆明园见乾隆的情形说:
  太上皇使阁老和鲜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平安。道路辽远,不必差人来谢恩。”
  这是《朝鲜实录》中的史料,绝对可信。可证慈禧所行的正是满清皇族历代相传的“ 家法”。朝鲜使臣记乾隆“大事还是我办”这句话最为传神,今天中国的读者中一定有人会忍不住笑起来的。这和宋高宗内禅后,立刻退居德寿宫,政事全付与孝宗处理,适成鲜明的对比。清朝“一族专政”的特色于此显露无遗。

  慈禧自1861年取得恭亲王奕忻的拥戴以后,即以母后的身分独揽满族的最高领导权(当然包括军权在内),并在“一族专政”的基础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权。依满洲的“家法”,先后两个少年皇帝(同治与光绪)对她这位母后都是“自称臣子”的。“垂帘听政”只有在翦除肃顺等族内政敌和初期统治的几年之内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绝对的权威建立起来以后,恭亲王对她也只有唯命是从,无论是“垂帘”还是“撤帘”,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样,“大事还是我办”。到1898年她在权力的巅峰上已坐稳了37年,光绪名义上虽是皇帝,对她的权力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但光绪擢用康有为实行变法,撼动了“一族专政”的基础,政局便立刻发生了大动荡。据梁启超的叙述,经过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飨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颐和园之仁寿殿……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
  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诸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 勿黜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飨,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此节叙事大体可信,但须略加分析而后其意义始显。第一、恭亲王是满族的外朝执政首领,对“一族专政”的原则持之甚坚,故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他既逝世,翁同飨、康有为等认为有机可乘,所以立即发动了变法。第二、光绪承认自己无权,可见他虽然“亲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办”。第三、光绪与康有为所讨论的“ 旧大臣”其实都是满族亲贵,因此康有为的建议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 按:即贵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的构想。第四、康有为主张将变法实权给予新擢“小臣”与“才俊志士”,这当然是指那些追求变法的汉人如谭嗣同、梁启超之流。康有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禄奉养反对新法的大臣,另外进用赞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拥有全权的皇帝,当时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特殊统治集团,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权力基础,宋神宗不过是在两派士大夫之间作出了选择而已。现在康有为以此期之于毫 无实权的光绪帝,他的希望早已注定是必将落空的。满族亲贵作为一个特殊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权力的无上重要性,他们是不可能被个别击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 “保中国不保大清”责康有为。他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言论决不仅仅代表个人,而应看作是“一族专政”的共同意识。所以在政变以后,他得到慈禧的特别赏识?
  现在让我们再谈一谈光绪帝及其与慈禧的个人关系。他是咸丰的□子,入继大统时不过三岁。慈禧特别选中他,当然是为了便于自己长期“垂帘听政”的缘故。入宫以后,他是在慈禧的积威之下成长起来的。据太监寇连材的笔记说:
  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辄变色云。
  梁启超所引的这一段资料是否可靠,不敢断定。但据另一宫廷唐冠卿述他亲见光绪选后事,可与此相印证。光绪十三年(1887)慈禧为帝选后,本属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后),所以与选五人将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诸女对光绪说:“皇帝谁堪中选, 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绪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坚持要光绪自选,也许是要测验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 ”吧。等到光绪快要将玉如意授给另一人时,“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描写1903年光绪在火车上侍慈禧进膳的情形,抄摘如下: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太后下箸, 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是当时目击者的证言,绝对可信。
  合以上几条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光绪个人的意志早已为慈禧的积威摧残得所剩无几了。深刻的畏惧已使他处处不敢违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在这种积威下长大的人,明处不敢反抗,潜意识终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寻找反抗的出口。 变法便恰好为光绪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光绪变法还有其它光明的动机,例如他不愿做崇祯皇帝那样的“亡国之君”,和他不愿看到中国长期受外国势力的欺压等。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戊戌时27岁)是很容易为理想主义所激动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绪对慈禧的畏惧,最后居然敢在关系“一族专政”这样重大问题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惜舍身一试,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他那长期被压抑的反抗意识了 。
  但是他的反抗隐约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是不能直接、公开露面的。只有在关于变法的公共问题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场。因为这是“化私为公”的间接反抗, 不是个人之间的正面冲突。一落到个人的层面,在慈禧的积威前面,在满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纪”高压之下,他仍然只能说:“子臣不能自主。”何况他即使具有与慈禧相同的坚强性格和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判断)也于事无济,因为他在满洲统治集团之内已完全陷于孤立。当时国家机器仍然操纵在满洲权贵之手,汉人变法派的拥护和一般社会舆论的同情都对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向发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慈禧则是掌握着这个巨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据光绪在戊戌旧历七月二十八日交杨锐带出的“朱笔密谕”说,他主张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试想光绪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最后尚须乞援于康有为等,他怎么可能主持变法,推行从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满洲统治阶级中一个游离出来的份子,是国家机器中脱落下来的一个零件,而康有为等最初竟误把他当作政治权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变法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的悲剧。   

结语
  以上是我关于戊戌变法二、三关键问题的解读。我虽然偶而参照现代的改革经验,但主旨仅在了解戊戌变法为什么终于失败。对于现代的改革,本文则无所论断。这不是一篇有系统的史学论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创见。充其量,我不过是用今天的语言重述百年前几个片断的史实而已。“外在普罗专政”或“一族专政”虽近于杜撰,所指涉的事实则早已是当时排满的学人所揭破了的。让我引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论点:

  今以满洲五百万人,监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 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夫所谓圣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绪帝),亦非远于人情者也。……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之见,然而新法独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于汉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愈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按:亦指光绪帝)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章太炎在此已将“一族专政”的情势及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关键分析得十分透彻。本文不过是对太炎的话作了一番现代诠释而已。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后的两三天,王国维写信给友人说:
  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

  这是说在变法失败之后,浙江知识分子立刻痛骂康有为和梁启超。王国维在当时也是热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虽然他并不赞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持以变法的哲学与思想。所以他听到许多人一夜之间态度剧变,视康、梁为罪魁祸首,深感气愤难平。中国所谓人心、所谓舆论,往往随形势而转,其不可恃如此。三百年前,明遗民反抗满清政权失败之后,人心也很快地便归顺新朝了。故黄宗羲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写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陈寅恪的语调说:“呜呼!通识古今世变之君子,傥亦有所感悟欤!”

刘亚洲将军在昆明基地的一次震撼演讲!

刘亚洲将军在昆明基地的一次震撼演讲!


  今天刚刚看到,感触很大,奇文共赏吧!特别是那些粪青好好看看,接受一下教育吧。有点长,还是坚持看完吧!  

  刘亚洲原系大陆军队作家,亦系原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其夫人李小琳现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刘亚洲曾在美国留学数年,加上间断生活,在美国居住接近十年.数年前开始在大陆军队及中共高层领导人中间推销其个人关于国际军事分析观点及中共军队改革方案.据了解,该观点曾得到相当部分文官支持及少部分军队专业人士的支持,其中主要是中下级别军官的支持.目前,刘亚洲将军现任中共空军副政委.)

  正文开始:

  我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化的批判者。过去,我首先是它继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现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后才是它的继承者。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黑格尔说:"中国无哲学。"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尔、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对人类文明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老聃,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在国防大学讨论台湾问题时,有一个观点颇有市场:台湾象一把锁。如果台湾问题解决不了,台湾这把锁就会把中国的大门锁住。中国将没有出海的通道。这是诡辩。我一句话就可以给你顶回去。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后,并没有能阻止它的近邻葡萄牙也成为海上强国。法国多佛海峡离英国只有二十八海里,英国阻挡法国成为海上强国了吗?中国失去海洋关键是历代统治者没有海权观念。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party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police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最能考验我们民族道德水准的事情就是美国发生的"9.11"事件了。9.11"虽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改变了美国。同时,"9.11"之后的世界很难回到"9.11"之前去。当"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气氛。9月12号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正在敲锣打鼓。我说中国足球队还没有出线呢,中国队出线要到10月7号,那是最后一场,中国对阿联酋。赢了就提前出线进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国大学生在庆祝美国"双子星"大楼被炸。我国有一个记者代表团,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世贸大楼被撞,这些记者团的成员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浸濡,这不能怨他们,他们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结果被宣布为永远不受欢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几天部队来人看我,我都问他们对"9.11"什么看法。众口一词:炸得好。后来我讲,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这样的人爱中国,那中国还有救吗?媒体就更不用提了,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1997年戴安娜遇车祸去世。你不管戴安娜这个人怎么样,英国王室怎么样,她至少具有新闻价值。世界各大报纸都在第一版登了这条消息,唯独中国的报纸不登这条消息。那天北京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是"北京市中小学开学了"。这条新闻就等同报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饭了"一样,就这个价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电视机旁看《焦点访谈》,我想看看那些国嘴们如何评介"9.11"这个焦点,结果那天的《焦点访谈》的内容是关于农村party支部加强自身建设什么的。你想看什么?偏没有。你不想听的,偏讲给你。国嘴当然无辜。
    1999年美国打南斯拉夫,中国出了一次头。那次出头的代价就是大使馆被炸。这次差点又出了一次头,后来还是以...同志为首的party中央及时扭转了局面。我们这个文化的列车,带着巨大的惯性,载着我们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风驰电掣地驶向终点。有人还在这个时候提出,趁机打台湾。此时动手,一鼓可下。这些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现在委实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government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IN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KB叫好很KB。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记得早年听过这样一句形容纽约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坏的加起来就是纽约。用这句话来套用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也合适呢?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祖国未来希望的军人,既不当"亲美派",也不能当简单的"反美派",而应当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敌人才能战胜敌人。贬低对手便是贬低自己。拓跋焘把柔然的国名改为"蠕蠕",意即虫子,可他偏偏被这条虫子打败。那你连虫子都不如。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就如同中国不希望美国称霸一样。中美关系有冲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冲突,发展共同利益,是当前中国外交家们应当努力去做的。中国要发展就不能断绝与世界的交往。现在世界是单级的。只有美国衰落才能出现多极世界。我们既不能断绝与美国的关系,又不能对美国抱有太大期望。目前与美国对抗并非是最适当的时机。国家利益应当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并不是软弱。只有屈服才是软弱。美国当然亡社会主义心不死。美国当然不希望中国崛起,不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但我们应切记:与对手做斗争,一定要让你的对手见到一种最不愿意见到的局面。美国人希望中国人打内战,我们就真打内战了。他不在被窝里笑得浑身发抖才怪哩。当然,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以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特别是以中国的文化,中国不可能和美国一样强大,况且美国也不是停止不前。还是Mao.ZD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该韬光养晦时,就韬晦到家。就象小平同志当年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讲的一段话:我们所讲的韬光养晦,包括不要脸面,也一定要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保持关系。(大意)Dengxp的意思是,中国一定要与世界文明同步。不能远离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个别国家,中国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government)是离世界主流文明最遥远的。该斗争时,寸步不让。"崇美"不对,"亲美"不对。"仇美"也不对。美国government和政客与美国人民既一样,又不一样。有共同处,有异处。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们区分开来。过去,美国人民为了帮助中国摆脱殖民统治,打败日本,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两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今天因为美国利益遍布全球,两国有了冲突。但我们仍要以道德之心来评判事物,不可冲动。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象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象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

  "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台湾、印度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KB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KB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KB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KB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悠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我到成空以后,要么不开会,要么就少开会。非开不可的会,开短会。我来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学习改成自学。拿着文件念,学习的什么呀。我在同习惯势力抗争。我个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争。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气馁。比方说我一般下部队不吃饭,只要一天能回来的,我都带着干粮,我不吃部队。我到三十三师,在北空也是这样。如果不得不吃,我只吃简单的。虽说一两酒喝不倒红旗,一顿饭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费了,积少成多,就难说。有人说打台湾不要用什么新式武器,派几个“真正的...员”上岛去吃喝他两三年,绝对把他吃光了。还有一个笑话是说开会的,有一个局长,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气。老婆说,孩子都来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说,家里财产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后来还是秘书比较了解他,凑过去悄悄在他耳边说:"局长,人到齐了,开会吧。"局长心满意足地闭上了眼睛。这故事当然是编的,但是,说明人们对这种东西的反感、厌恶。
    "9.11"不仅是美国的机会,也是中国的机会。搞不好中国就是"9.11"最大的牺牲品,关键是你怎么把握,全世界都面临重新洗牌。研究美国,我们应把握它真正的内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处。有一句话说的好:经常议论别人的缺点,你就是一个道德水准低下者;经常议论人类的缺点,你就是一个思想家。
   今天给你们讲了三个多小时,我的目标和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课,与其说是我认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认识我。我十分坦荡,把我自己全部交给你们。我在你们面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体。尤其是我在最后谈了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并没有离开今天讲话的主题。有两条我要再补充讲一讲,第一,我是一个纯正的民族主义者。我讲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为了它,我可以抛头颅、洒热血。我脑海中常留着朝鲜战争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队向美军进攻。因为武器不如美军,必须在夜间潜伏在接敌最近处。一个连队悄悄潜伏下来,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时,我军冲锋号吹响了,可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件事的汇报,他当即脱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语。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歼灭了印军一个部队,这个部队当年曾编成在英军序列中,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过圆明园。毛主席接到电报后,拍案而起,说:"百年国耻!"同时,同志们还应看到,中国国情和西方不一样。有些事情虽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还没有看到。有些观念的差距,有待时日,方能减小。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营以上干部见面,就非常率真地、大胆地讲这么多,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对自己的讲话负责。讲对的地方,你们就往心里去,讲错的地方,你们就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莞尔一笑,不要当回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唯有宪政民主法治,才能造福人类社会

唯有宪政民主法治,才能造福人类社会

  弱肉强食,占山为王,是所有动物的本性,特别是我们人类自身在此行为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我们心安理得随意打死一只蚊虫,任意拍死一只苍蝇时,不必惋惜这些弱小生命;当我们在餐桌上尽情品尝鸡、鸭、鱼、肉、蛋时,也不必为这些被我们人类所宰杀的动物忧伤。
  为了能夺取至高无上的王位,为了能奴役更众多的人口,为了能霸占更广阔的领地,为了能掠夺更富有的财富;从古到今,人类之间相互残杀,战争不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将功成万骨朽,黎民百姓遭涂炭。
  不可否认,我们人类是地球上最具有聪明才智的生物,不仅能组建军队,成立国家;还能够发明创造语言文字,利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从弓、箭、矛到制导导弹,从风火台到卫星通信,从木轮车到飞机轮船,从茅草屋到高楼大厦,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然而相比之下,所有这些都微不足道,我们人类最大的进步是制定一种行之有效和不断完善的社会制度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与私欲,让人类群体在弘扬公平正义,倡导诚实守信,自觉遵纪守法的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
  这种社会制度能够让人类远离战乱和平共处,能够结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血腥运转,能够制止人类之间为了争王争霸而周而复始相互残杀,能够避免一些政治野心家为了改朝换代当皇帝而采取暴力与谎言夺权,再依赖谎言与暴力治国恶性循环。
  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公民享有治理国家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具备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条件的现代文明社会制度。建立公民社会,组建民选ZF;充分行使公民定期选举ZF官员职责,充分发挥"将统治者关进笼子"有所约束的权力制约制度。
  自从民主制度诞生,人类发现:千百年来那种经由约束人民、控制人民、奴役人民而实行的专制统治,并非管理国家的唯一方式,更非管理国家的良好方式;相形之下,民主制度,对人民开放,让人民选择,由人民参与,更能够激发活力,更容易平息冲突,更可能达成和谐;国家管理变得更为有效,社会更为祥和稳定。
  当前在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已实施这种民主制度。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竟然将这种优越的民主制度拒之门外,(台湾同胞除外)中国公民面对这种人心所向的民主制度只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即。
  民主不能治百病,没有民主百病生
  常言说得好,民不选官,官不为民;公民手中无选举权,官员就没有后顾之忧,就不可能组成清正廉洁,高效率、服务型ZF机构。
  在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下,道德滑坡,世风日下;谎言盛行,无官不贪。
  在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下,ZF机构部门林立,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数额巨大的行政成本开支和难以遏制的公款挥霍给劳动人民增添无比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下,没有不收费的行政执法部门;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私有化。部门之间相互攀比,争相创收;服务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滋生诸多腐败现象;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乱收费、乱罚款屡禁不止,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无不怨声载道。
  在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下,ZF官员无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买官卖官;徇私舞弊,权力世袭。
  无数事实证明,在缺少宪政民主制约,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下弊端丛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类矛盾不断加剧。特别是以权力腐败、公款挥霍等为突出表现的诸多社会问题早已根深蒂固、积重难返;不仅难以解决,必将更为严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总体上解决问题。
  其实施行民主制度并不难,只需有三至五年时间调整足够。
  实施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
  军队国家化:军队的任务是保家卫国,保护领土完整,抵御外国侵略,制止国家分裂;军队仅限于为国家服务,禁止任何党派与个人利用军队和采取暴力夺取政权。
  新闻社会化:禁止ZF机构创办和把持新闻媒体,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独到的舆论监督作用;大力宣传民主法制观念,开启民智,倡导文明,弘扬正义,揭露丑恶,曝光腐败。
  三权分立:作到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独立自主自成体系,不受外部干预;立法部门负责立法,ZF机构依法治国,司法部门保障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威严。
  结社自由:放开党禁,避免一党专制,允许公民自由结社,落实党派社会团体民间化;党派仅仅是连接ZF与公民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禁止任何党派直接参与ZF工作或凌驾于ZF之上。
  以上几个方面是民主的首要条件,如果做不到其中任何一点,就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
  在此基础上施行宪政民主制度,制定法规,落实法治,强化ZF职能;突出以ZF为核心的执政作用,建立以立法院(议会)为核心的立法监督机构,完善司法独立体系。
  民主如同一盏灯,灯光越亮黑暗面越少
  只要施行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权力腐败、公款挥霍等诸多社会老大难问题,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如若不然,仅仅是围绕在民主围墙之外兜圈子,或别有用心的精心炮制粉饰所谓"特色民主",都必然是画饼充饥而徒有虚名。
  "特色民主"不仅做不到精兵简政,也无法遏制权力腐败,更难以解决公款铺张浪费等数不清的社会问题。
  在"特色民主"下推出的所谓改革方案、发展方向、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等,只要涉及到部门和官员利益,就必然是步履维艰寸步难行,难以避免沦为一纸空文;精兵简政和公车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特色民主"即不能改变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也不能触及官僚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特色民主"的唯一特色仅仅是维护专制体制和官僚利益不受侵犯。
  说到底,官僚利益集团之所以挖空心思炮制粉饰所谓"特色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假乱真,妄图以维护官僚利益的"特色民主"来取代能够体现公民权益的宪政民主。
  专制制造贫穷愚昧,愚昧贫穷影响民主
  我们不得不承认,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的确是阻碍民主改革重要因素,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导致许多国民迫不得已在艰难困苦温饱线上挣扎,因此而不了解民主制度基本内容和不关心民主制度改革。然而究其根源,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又是怎么形成的那?
  在民主制度国家,实行政党私营,募捐养党世界通则;而中国人民在养活庞大臃肿ZF机构同时,还要养活党团组织,诸多"二ZF"性质社会团体,各类装饰门面傀儡党派等。有人作出保守估算,我国年养党费用高达二千亿以上,中国人民被迫养活全世界独一无二最昂贵政党。
  为了巩固专制政权和强化官员自身利益,公职人员终生享有优厚的工资待遇;在"高薪养廉"借口下,ZF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与公职人员无不享受金字塔式高枕无忧幸福生活。
  同时,以"三公"消费为突出表现的公款挥霍触目惊心,铺张浪费数额巨大,耗尽纳税人钱财;以ZF机关办公大楼为核心的形象工程富丽堂皇;城市似欧洲,农村似非洲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许多劳动人民家庭被市场化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压迫在艰难困苦之中,许多生活困难户迫切需要社会救济和依靠吃低保维持生存;即便是有的家庭通过勤俭节约积攒一点血汗钱,也难免不被黑幕重重的证券市场和被ZF官员助威的非法集资所诱骗得倾家荡产。

  长期以来,新闻舆论导向的话语权被执政党牢固把持,中国公民接受的是缺少民主内容,充满政治斗争的共产主义等诸多主义特色教育,只能听到粉饰太平盛世,针对执政党、ZF官员,乃至历代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声音,以"亩产万斤粮"和"纸老虎"为突出表现的各种政治谎言充斥广播电视与报刊网络。
  另一方面,为了封锁民主,所有新闻媒体均不宣传、不报道、不解释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重要意义;也不允许公民谈论探讨民主。
  为了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阶级斗争不绝于耳的口号鼓动下,以"三反"、"五反"、"反右"、"****"为突出表现的政治运动不断。
  为了奴役民众,制定多元化歧视性户籍制度,将绝大多数国民以农业人口的身份终生禁锢在几乎与世隔绝、消息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低人一等奴役生活。
  为了搞阶级斗争,制定家庭成份论,将一些国民以地、富、资、反、坏、右的身份定性为阶级敌人,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家属亲戚也遭受株连,无不在歧视和屈辱中受尽磨难而苟延残喘。
  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公民只能读写毛ZD著作,只能观看几部典型电影和样板戏,只能歌唱几首革命歌曲,只能谈论歌功颂德和阶级斗争话语,只能穿着几种单调颜色款式服装。
  与民主国家相比之下更有甚者和截然不同的是,专制国家必有一项数额巨大的独特开支:用来维护专制体制,抵制民主政治,镇压、迫害、监视持不同政见者,把持新闻媒体,控制舆论导向等方方面面;无论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的投入都是全力以赴和不遗余力的。
  长时期的闭关锁国,计划经济的大锅饭,慷慨解囊的对外援助,耗资巨大的抗美援朝、援越战争,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外流等方方面面,都严重制约社会生产力和损耗国民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试问在如此社会环境下,中国公民又怎能不贫穷落后和愚昧无知那?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权力垄断私有化的专制体制才是造成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邻国以"三八线"为分水岭所体现天壤之别的现实情况,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铁证。
  朝鲜半岛南、北方是试验两种社会制度优劣的场所;两种社会制度谁优谁劣在朝鲜半岛表现十分清楚。三八线南北有相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朝战后,南、北方采用不同的社会制度各自发展了50多年。
  南方和北方领土面积差不多,南方10万平方公里,北方12万平方公里,南方的天然资源比北方还少。南方的人口是北方的两倍略多一点,南方4800万,北方2300万。南方的经济总产值是北方的20多倍,南方的人均经济产值是北方的10倍。南方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政治民主。北方经济落后,生活贫穷,政治专制。两种社会制度,谁优谁劣显而易见。
  封建统治必然施行愚民政策,愚民政策成为封建统治基础
  几千年来,我们始终保持野兽撒尿圈地、占山为王、成者王侯败者寇,充斥暴力与谎言的野蛮封建制度,与人类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封建制度导致国民整体上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成为维持封建制度的基础;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近六十年,在此期间中国公民始终保持在中国****领导下;在如此漫长岁月中,如果在整体上造成国民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和道德沦落与素质低下,究其根源又是谁的责任那?
  毫无疑问,独裁和专制是阻碍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根本所在;贫穷落后与愚昧无知不仅是专制社会的必然产物,还是专制社会所需要,官僚利益集团所企盼的最佳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官僚利益集团用来抗拒民主的最佳借口。
  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真理能唤醒人民群众,真理不能使猛兽吐出嘴里的肉;民主能强国富民,民主能剥夺官僚特权利益,民主能摧毁权力垄断私有化的落后体制。由此可见,施行民主制度最大的阻力必然来自权力垄断私有化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
  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在权力不受制约条件下的ZF官员不仅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还享有数不清的福利待遇和好处;住房、医疗、养老等待遇得天独厚;暗有灰色收入,明有高薪养贪;公款挥霍随心所欲,官员别墅遍布全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朋好友均受益,荣华富贵世代传。
  如果民主了,就要多党派平等竞争,公民一人一票选举,各级ZF负责人均由多党派、多候选人平等竞争,定期公平竞选执政。只有公民信得过,能够赢得绝大多数选票的竞选者才能够当选;当选者完全处于社会各界监督之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公仆,全心全意为社会公民服务,在任职期满卸任后即刻成为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特权。
  如果民主了,在专制体制下形成的官员特权和优厚的福利待遇终生制将不复存在,所有既得利益者怎么有可能心甘情愿的放弃自身利益而推动民主那。
  因此,凡是在专制体制下享受荣华富贵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必然结成维护既得利益同盟,千方百计和想方设法歪曲事实,曲解民主和抗拒民主。
  世界各国所有先进科学技术均适合中国国情而被引进,唯独将优越民主制度排斥在外;所谓"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中国人不适合于民主"等说法,显而易见都是别有用心和站不住脚的谎言;这种有意用盲人摸象的方式曲解民主动机无疑是为了欺骗和愚弄民众,最终目的同样是抵制民主。
  然而,在网络信息现代化的今天,民智已开启,人民已觉醒,所有谎言不攻自破,维持专制统治和官僚既得利益仅靠暴力。
  专制滋生腐败,腐败催化民主,民主深得人心,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民主法制社会即将实现。
  结束语
  本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小接受“中国特色”爱国主义教育,在上小学时遭遇文化大革命运动;接下来在停课中,在批判老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革命行动中,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革命口号中,在与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英勇斗争中,在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政治斗争中。。。。。。

  在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革命歌曲中,在倡导“三忠于、”“四无限、”普跳“忠字舞”的革命运动中,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记最高指示的教育方针下,“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
  以上言论曾经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流行的部分语言,今天重温这些革命传统教育言论不知道大家有何感触。
  本人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中,最终混到名义上的中学毕业,当时大学还没有复课,中学是最高学历。因此,说老实话,本人充其量也就是小学文化。

  即便如此,在统一思想的爱国主义方针政策教育下,全面灌输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远大理想,反复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重要意义;有关民主、自由、人权的话题都成为禁忌,探讨民主理论研究只能在暗地里通过“道听途说”私自领会。
  因此,本人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皮毛,针对民主理论和“三权分立”的具体内容还知之甚少,也绝对写不出深奥的理论文章,只能注重谈个人感想。
  我想作为普通社会公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任何国家的国民文化程度和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是等同的,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具备精英和总统的才智;在我国十几亿人口中必然人才济济,能够制定政策,管理国家的人才为数众多。
  许多人之所以追求民主绝不是为了幻想有一天能够去竞选总统和其它职权;唯一目的仅仅是为了那张引人注目的选票;渴望在有生之年,能认真负责的填写表达公民意愿、体现公民权力、代表民主自由、神圣而自豪的选票。
  生命是宝贵的,不会再生;人生是短暂的,转瞬即逝;当我们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后,当我们终于从虚无缥缈的共产主义等诸多主义的神话与梦幻中醒悟时,我们已经走过了个人人生旅途的绝大部分历程。

  回想往事,我们并不遗憾在有生之年,没能品尝过山珍海味,没能游览过天涯海角,没能享受过荣华富贵,没能谋取过一官半职。

  我们只是遗憾在有生之年,没能体验过民主社会当家作主的感受,没能聆听过民主社会慷慨激昂的演说,没能参与过民主社会激动人心的选举,没能填写过民主社会令人鼓舞的选票。

  当然,我们寄希望于官僚利益集团能够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施行民主制度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少数中国公民争取民主的呼吁也可能无济于事;但如果大家都麻木不仁和沉默不语,民主将遥遥无期。
  社会财富本是由劳动人民创造,但许许多多的劳动者家庭生活在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和老无所养的贫苦生活中;相比之下,许许多多ZF官员的家庭不良财产已经超出千万元或亿万元,我们不得不面对"官富民穷"的现实情况。
  仰望天空,我们眼看同一星空;俯瞰大地,我们脚踏同一土地。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我们的一生已经在专制和谎言下当牛作马被奴役,我们的子孙后代又将怎么样?历史事实和现实情况促使我们觉醒,履行公民义务,争取公民权益,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已经厌倦花样翻新的阶级斗争,我们已经听腻变幻莫测的政治谎言;我们不以位卑而不爱国,我们不以言轻而不呐喊;为了推动社会发展,为了造福子孙后代,我们没有理由不爱国,我们没有理由不呐喊;当争取民主的呼声响彻云霄时,当争取民主的呼声震撼大地时,民主法治社会就一定能够实现。(惜辉)
  2008年2月18日初稿---2009年7月6日修改稿
  注:原标题《唯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欢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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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透过虎照看中国 时间: 2009-5-22 10:03
本帖最后由 透过虎照看中国 于 2009-5-22 10:04 编辑

不要什么代表,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民主,唯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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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惜辉 时间: 2009-5-22 10:08

与楼上志同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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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低头 时间: 2009-5-22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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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哼曲的蝎子 时间: 2009-5-22 11:24

顶!!!唯有民主才能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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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刀下菜鸟 时间: 2009-5-22 11:28

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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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透过虎照看中国 时间: 2009-5-22 12:26

我们不要什么代表,我们不要这个那个坚持,我们要的是民主制度,要全民选举。

任何执政党无权要求我们永远坚持接受他的领导。如果对执政党不满意,我们就要合理合法的把它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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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