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想带她去看一场电影(2009-07-24 23:31:01)标签：杂谈
当时，2个律师商量着，要把陈艳带到北京，我还做了轻微的反对。
我说，16岁的女孩子，还是应该留在家里，和家里人相互照应着，这么大的困难，要共渡难关。
我说，到了北京，谁来照顾她？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会这么无耻，在拘留5天（过了半年才处罚，莫须有的罪啊）之后，还有收容半年。
如果我知道，我一早会让她离开。我只是没想到。我从来没把警察当成敌人。我认为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好的，尽职的，是有血有肉的。我知道自己多少有点天真，而我多少也有些侥幸。
当时我们相互叮嘱着，不要泄露这个消息出去。包括委托律师的事情。
其中的一个律师，他是一个老实人，当有一个人打电话向他打听，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事先，也是把律师的话在网上泄露出去，让警察去补充证据，包括最重要的证人普恩父的消失，也和这个人在网络上事先的散布消息有关。他提醒了警方去补充证据。
在找好律师的当天，我拿着委托书准备交给新的律师，就等着陈艳最后一天出来，有人按照计划，带她去北京。
忽然下午5点，我在网上看到了该名网络人在11点发布的，找到律师，要带陈艳去北京，律师是哪个事务所的云云。
我脑子轰的一声。脸就腾地热起来，立刻哆嗦着给那个人打电话，我说，你怎么把这个消息说出去了？
他说，没有。
我几乎是颤抖着声音，把他的帖子念给他听。那时，帖子才发表了几个小时。
我说，陈艳要是出事， 我不会放过你。
当天夜里，我一直等着张安芬电话，那是陈艳被拘留的最后一天，如果她出来，我请张第一时间电话我。我心里才会安稳。
可是等到了夜里，我打了个电话，张说，还没回来。
我心里觉得不妙。到了夜里4点休息。
第二天早上，我又忐忑着给张打了个电话。张说，她没回来。我心里沉重到了极点。
几个小时后，公安局的姚志宏，普吉派出所的所长张云伟跟我打电话。姚希望我与他面谈，他听起来很诚恳，我也觉得是一个好的沟通机会，但是我没有办法回去了。我说，那我请南方周末的别的记者和你们沟通吧。希望你们好好沟通。
第二日，南方周末记者飞去了昆明。
接着，我听到了陈艳被收容半年的消息。我无法描述我的心情，是一种震惊，难过。我忽然想到，自己和律师，记者们努力的一切，都白费了。
接着，周末记者和姚志宏等人做了专访。我看到稿子里没有许律师的采访，也没有当事人的话的时候，我的心就更凉了。
记者认为“陈艳”卖淫。虽然这个事情，跟案情的核心，关键没有关系。
我想这么一个大的媒体，他这么做了，就会堵住了所有的媒体的沟通之路，而我之前做的一切沟通的工作，都会是白费了。
我并没有倾向于这家人，我只是希望大家排除干扰，排除公安的干扰，排除权力的干扰，排除网民的是非干扰，认认真真地和这家人，好好沟通。
不要先做有罪推定。这同样不是记者所为。
要学会信任人，要学会心无芥蒂，象一张白纸一样，和当事人沟通，和警察沟通，也不要有任何偏见。
没有偏见，这同样也是一种职业的素养。在这里，经验会害了记者，害了当事人。
因为记者认为张安芬说了谎。
一个网民傲慢地对我说：张安芬对我说了谎。他太在乎他自己。
他们根本没有耐心和当事人沟通。他们从一个中产出发，他们从来不会相信张安分是省油的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见到过多少个刁滑之徒？他们不肯相信这个被迫害的人。他们看不到，他们也没有这个耐心。
谁说记者不需要同情心？在中国，同情永远是最稀少的。我都未必能得到旁人的关爱和帮助，而我共事这么久的同事（上司），他未必肯花一分钟时间去了解我，体察我的工作。和我患难与共的朋友，他们未必能了解我对音乐的焦灼。更何况这家人？更何况他们家那么旧，那么脏，他们的表情看起来慌张，不确定，又狐疑，谁会真的关心到他们？谁会？对没有权力的人的轻视，难道也是我们这些人权利吗？
我没有资格指责任何人。新京报吕宗述告诉我，他觉得很无奈，不打算介入了，他觉得没有用，他们的努力，根本撼动不了权力阶层的想法和做法。吕安慰我说，你已经做得很好，可是他越这么说，我心里越难过。而新民周刊的主笔杨江则愤怒地跟我说，他要写信给仇和。
我对吕说，请你坚持下去，因为你的报道，你不避讳自己可能有过失，才会有这家人申诉的可能。不管有罪无罪，我只希望他们的声音被听到。
而对于那个网民，或者别的网民，我没有争吵的意思，请你们也一定不要转述我的话，当成攻击对方的说辞。我和网络没有关系。这些虚拟的民意对我是没有用处的。对这家人是否有用？是要看结果的。
我没有想责怪任何人的意思，事已至此，我已经没有办法愤怒了。请那个网民，不要把警察当成假想敌，夸大自己的英雄伟绩。你们什么都没做。做了事的是那些捐款的人，有着强烈同情心的人。事情要靠律师去做，记者只是在舆论上告诉大家基础的事实，让记者们和律师们静静地做完，你们应该只做你们该做的事情，探望这家人，给他们精神鼓励，捐款，都行，可是，不要把从记者和律师那里打听的关键性的话传播给网络，因为警察会立刻知道。我和律师无数次叮嘱那个人，可是他还是说出去了。他利用了我们的信任。而事情还能有更坏的结果吗？而他居然还在为自己开脱。
他甚至一直一直在说，一直一直说他要带她走，但是他什么也没做。他有很多次机会，飞这里飞那里，他宁肯去旅行，他也不会做。但是他非要把这个话说出去，为了得到欢呼，和畸形的拥戴。一个男人，竟然没有勇气为自己做的事情负一点责，如果只是虚荣心，我也许还能原谅。但这里面我很清楚，不只是虚荣问题。这不是因为他有勇无谋，恰恰相反，他无勇，但是有谋。他利用了一切。甚至苦难。因为有人不信任他，甚至连带了不信任张安分。他怎么可以利用这些人？他利用了律师，记者，我们尚且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可是他怎么可以利用不识字的人，那些完全不能自保的人——这是造孽啊。
一种人，以弱者的出现，害到更弱者，更是不可饶恕。这里面，不只是虚荣，还有伪善，还有更令人胆寒的利用，龌龊。我过去一直知道有一句话：好心办坏事。但是我终于明白，好心是办不了坏事的。做了坏事的，一定是居心叵测的人。
当“男人”表演正义的时候，急切地出现在众人之前，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时候，当他的行为接近表演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沽名吊誉，虚荣心都不是错，但是那一颗心从来是不善的，又如何对别人有善意呢？一个好人是不可怕的，一个透明的坏人也并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却是那些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的人。他们做事没有底限，他们让人是不设防的，他们的伤害是冷不丁的，突然的。毫无预知性的。他用“舆论”“网络民意”和“虚荣心”绑架了那一家人。这是太可怕的。他从此不肯心平气和做事，只是热烈地在网上表演。
我不能举出例子，并不是我举不出。有些实际发生的事情不能说出，不但记者不能说，律师也不会轻易说出细节，是因为在公权力，知情权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无论是记者，还是律师都不会和盘托出。这本来就是一场艰难的暗战。而那个急迫地把从记者和律师那里打听到消息的人，不顾一切告诉别人，只是想继续表演：我为了这个事情鞠躬尽瘁。那么，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人几乎什么都没做。真的做事的，是那些关注这个事情的人，是那些捐款的人，是那些，从来不出声的，无数个，微小的人。是你们。我没有说出更多的事实，只是因为我不愿意戳人痛处。他不是警察，不是我们的敌人。实际上，我们一直想团结任何一个可以团结的人，而不是攻击——但是你看他们做了些什么？攻击，漫骂。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调查。
甚至，我听说，当陈艳被收容时，他居然哭了。我觉得脏。
我说过，陈艳要是出事，我不会放过你。
可是，我会放过你。
我一定会放过你。
因为我最想做的事情，已经做不到了。我只是让这个女孩子自由，快乐些。我没别的想法。我只是想带她去看一场《变形金刚》。她还没去过电影院。我还想，借一把吉他给她的妹妹，因为她喜欢音乐。我甚至，可以送一把用旧的给她们。只要他们一家人，好好地在一起，度过难关。
让我最愤怒的其实不是警察，而是毫无同情心的人，还有那些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的人。
我是没有敌人的。甚至警察也不是。
现在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想回到昆明，继续和这家人一起，继续沟通，继续获得更多确凿信息，澄清更多的事实，和这家人度过难关，或者和律师一起，等着女孩子回家。我本来以为她能够等待父亲回家，我没想到，她自己也搭进去了。一个女孩子，被折磨到这个样子，这是何苦来呢？难道真的是前世，她做错了很多事？要不然我怎么解释这一切？一切归罪政府，有什么意思呢？虽然我知道政府很虚伪，他们强奸了这家人，还做出那样的样子来，我用什么来对你说话好呢？我甚至在唱歌里，都没有办法表达愤怒。都只能咽下去。我甚至不希望我有愤怒。对于体制，我已经无话可说，这一切，都是音乐家的敌人。我觉得既羞愧，无话可说，而我心里，竟然暗地为自己感到，侥幸。
我竟然苟且偷生到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过去确实活得太好了，我什么也没见过，我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无法解决的音乐，而现在，我居然开始害怕现实了。因为这些扭曲，不公正，我真愿意我没有见到过这一切。我对一个朋友说，我只想抱抱你，甚至，抱抱任何一个我能见到的人。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感到这么孤独，无助，所有人都不可信任。
